设为首页 |  主办:资阳日报社           网站邮箱:zyrbwz123@163.com     网站电话:028-26123122     网站广告:028-26123122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 资阳网 >> 资阳宣传网 >> 理论文章 >> 正文

建党九十年执政党法治理念的树立与发展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2/22 10:21:59

经过九十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建党之初只有53名党员的革命党发展成了拥有7800[①]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不仅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正在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建国后执政的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要求,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也不断与时俱进,从计划走向了市场,由人治迈向了法治,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治理念有了巨大变化和发展。

一、从践踏到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初步确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先后颁布实施了一些法律,如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46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7年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等。但是这个阶段属于特殊的革命时期,还基本谈不上法制建设。建国后,为了适应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需要,使中国的社会迅速进入稳定状态,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批法律,如宪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至八大前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达到了改革开放前能够达到的顶峰,同时,作为执政党对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达到了当时的高度。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党的八大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②]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八大上做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共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③]

虽然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认识。但当时的法制属于一种过渡型的法制,法制建设基本出于服务政治的需要。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上,主要强调法律服务于政治,强调政治挂帅;在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上,重政策、轻法律,强调法律服从于党的政策。这种法律观念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反应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执政党的法制观念淡薄,对法制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法律工具论上。

正是因为当时执政党对法制建设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因此,在建国初我国开始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执政党高层却存在着严重轻视法制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经常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所习惯使用的群众运动方式来解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无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从1955年初开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及之后掀起的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等运动,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伴随着党内政治上不断的“左”倾,党内轻视、蔑视法制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砸烂公检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全党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轻视法律、践踏法律的极端现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我国建国初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出现的种种政治乱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首先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的公报吸收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⑤]1980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在谈到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时也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方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⑦]邓小平关于民主、法制的系列论述和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实现了从轻视、践踏法律到重视和加强法制的转变,同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思想开始在党内初步确立。

二、从法制到法治:执政党法治理念的正式转变

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初步确立并不意味着法治理念在执政党内已经全面树立。我国执政党法治理念的树立和发展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树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经过14年的艰苦谈判,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与法治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两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良性互动,共生共存。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的主体具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享有高度的平等和公正。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推动了法治的良性发展。而法治的发展则保证了市场竞争的正当化、有序化,从而保证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则要求在市场活动中严格控制政府的权力,对政府在规则上要求高度的透明。为此,就对我们党的执政方式、社会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需要我们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改善党的执政方式。体现在政府层面就是要求实现依法行政,而作为执政党就是要求做到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为此,1996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⑧],随后我们党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并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执政党的法治理念也不断的发展、进步。

从“法制”到“法治”,需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执政党在执政方式上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体现了执政党法治理念的深刻转变和巨大飞跃,是执政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式确立的标志。

法制的思想、理念或者实践与国家的产生相伴随,只要有国家,就会有法制,法律是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与“法治”相比,“法制”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工具色彩,有很深的人治的成分与痕迹。法治则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出现的产物。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它既是治国理政的一种制度安排,同时更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价值选择。法治与法制相比,更多地强调了法的目的性,即用法来统治,任何政党、团体、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体现了宪法、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至上性。

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法律服务于政治,把法律仅仅看做是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长期存在着党大于法、重政策轻法律、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这是建国后我们党内思想上长期左倾以至最终导致“文革”发生的思想意识基础。改革开放后,在总结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逐步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法律不再主要体现为政治功能,不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应该更多的体现出其社会功能,即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公民的权利,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此就必须树立法律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认识到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为此,邓小平在1978年即提出要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几年后在党的十二大上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总纲部分首次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⑨]的原则。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们党的治国方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⑩]2004322,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11]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12]20071225,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上提出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13]这著名的“三个至上”的要求。20101010,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对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做了具体的阐述,对如何加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总体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大《纲要》实施力度,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奋斗目标,以事关依法行政全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为着力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为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14]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对法治的认识过程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上已经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体现了执政党法治理念的深刻变化和发展。

三、从回避人权到保障人权:执政党法治理念的全面发展

人权和法治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要成果。人权内容和人权保护的逐步发展,推动了现代法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而现代法治建设的日益进步与完善,也必然带动人权保障持续向深度与广度扩展。

人权是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国际意识形态、政治和外交领域斗争的一个焦点。虽然说人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一向重视的问题,也曾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和武器。我国政府也一贯重视和支持《联合国宪章》等国际人权类法律促进与保护人权的宗旨,并为实现这一宗旨做了大量工作,为推进我国的人权发展和推动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鉴于我国“文革”期间在人权实践方面的惨痛经历,以及我国建国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实践,我国长期把人权问题作为资产阶级的口号而进行批判,即便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对人权问题唯恐避而不及,人权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研究上的禁区,是党和政府极力回避的话题。直至1989年“6·4”风波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上纷纷以人权为题对我国政治外交方面的攻击和其他领域的制裁和封锁,以便争取主动,我们党和政府开始重视对人权问题的研究。

1991111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布《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我国官方对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人权文件。《白皮书》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阐明了“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的基本观点。它不仅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态度,也向世人明确指出充分实现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1997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中国在保障人权的认识上迈出了关键一步。2004314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从而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宪法保护的一项原则,是我国人权建设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写入党章。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中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倡议,于200941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以下简称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是我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主题,标志着人权发展开始走上有计划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该计划明确了20092010年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将这些目标措施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各个领域,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这对于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意识,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推动现代化事业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

权利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重视权利的保护或者偏重义务的履行体现了执政者的立法价值取向。我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重刑主义的国家,所谓法就是指刑法。法律条文里多数是禁止性的规范,很少有规定权利的条款。立法的目的主要是用来“治民”,民众只能遵守和服从。这样的思想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深远,直至现在。加之中国是一个重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传统国家,一直以来都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建国之初乃至改革开放之后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立法都明显地体现了这种重义务、轻权利的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并且一度把“权利本位论”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进行批判。但是,人权保护毕竟是法治国家永恒的价值追求,法治建设则是实现人权保障最好的手段。从人权理论研究的“破冰”开始,到人权保障的入宪和写入党章,再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我国人权保障上所取得的每一次成就都充分反映了我们国家宪法价值观的转变,也表明了我们国家在立法上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这一价值取向的转变。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的超越与转变,体现了执政党法治理念实现了全面的升华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需要有良好的法律环境。这种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具备健全的法治理念;二是需要培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法律体系。2011310,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16]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我国的公民意识还是执政党的法治理念,都得到了很好的培育和发展。不过,仅就法治理念而言,在我们党内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例如在实际工作中,在极少数领导干部当中存在的“只惟上、不遵法”现象,还有在极少数地方也还存在违法强拆等侵犯公民财产权甚至人身权的问题等等。但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终究要靠发展来解决,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执政党的法治理念也会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6] 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

文章录入:理论科    责任编辑:理论科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相关搜索

    最新推荐


    没有任何图片文章
  • 此栏目下没有推荐文章
  • 最新热门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